吕诲传阅读答案-吕诲传翻译赏析
吕诲，字献可，开封人。祖父吕端，曾任太宗、真宗朝的宰相。吕诲性格纯朴敦厚，在家时就勤奋好学，不随便同人交往。考中进士后，由屯田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。当时普通大臣大多上书互相攻击、揭发，吕诲说“：台省谏官有权上告各种事情，这是因为朝廷要广泛采纳Www.7gushi.com不同意见，以弥补政事的缺失。如果没有担任这种职务而干这种事，就是越权。目前一些人攻击他人不遗余力，人身攻击，揭露隐私，刻薄的风气已快形成气候了，请皇上下令惩办革除这种风气。”枢密副使程戡勾结皇亲国戚和后宫近侍，爬上了高官宝座，吕诲指责他的过失，结果皇上令程戡以宣徽使身份任延州通判。吕诲又对皇上说“：程戡因为才疏学浅而被免职，不应该又派往边疆要塞之地；宣徽使地位尊崇，级别高，不是程戡应当拥有的。”兖国公主瞧不起她的丈夫，夜晚叫开禁宫的门向皇帝陈诉。吕诲请求弹劾守门官吏，并追究公主府中宦官的责任，全部驱逐。御药供奉官四人遥兼外地的团练使，御前忠佐应该淘汰的却留任了，吕诲一并指出。吕诲又弹劾枢密使宋庠私自结党寻求外援，徇私枉法，皇上下令撤宋庠之职而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。吕诲又批评陈升之。升之离任后，吕诲也出任江州知州，时为仁宗嘉六年(1061)。
吕诲又上书请求早日确定皇太子，说“：我听朝野官员议论，因为太子还未选定，屡次有人秘密上书推荐宗族之人。希望陛下能采纳忠言，拿出决心来，以防止内乱。又听太史说，彗星经过心宿的区域，请您防备西夏。根据《天文志》，心星代表天子，它前方的星表示太子，方位直则意味着太子大势不好，明亮则说明吉祥。目前星座既直又暗，而象征妖邪的彗星又趁虚侵入，我恐怕不仅说明西北有战祸。从夏到秋，雨水过量，地震频仍，各方面阴气旺盛的灾祸征兆，这说明情况是互相吻合的。近来宗族之中，一些谣言被揭露的事流传四方，人们又怕又迷惑。对于密谋夺取皇太子位的，岂能不防止吗？希望为了国家，为了政权，谨慎地选择一位亲族中的贤人，顺应天意，立为太子，并使天下人都知道。万一有奸臣在其中捣鬼，表面上忠厚老实，借故推迟您的决断，为害就大了，您不可不多加警惕啊。”仁宗将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，决定了这件事。
又被召回任侍御史，改任同知谏院。英宗重病垂危，吕诲请皇太后每天命令大臣一名，同淮阳王一起亲自监督送药品、食物。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，英宗当皇帝不是他的本意，几次离间皇帝、太后的关系，造谣生事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吕诲上书两宫，申明大义，措词深切，多半都是别人不好说的。皇帝病情好转，几次请求亲自执政。太后还权于他后，吕诲上书皇帝说：“太后辅佐先帝多少年了，经历的天下事多着呢。凡遇到大事，还是应当向太后请示求教后才做，以表示不敢专断。”于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恶，把守忠及其同党史昭锡一并放逐到了南方。宦官王昭明等任陕西四路兵马钤辖，专门管理对外战事。吕诲说：“从唐朝以来，打败仗的从来都是任用宦官监军的。这班奴才平时官品极低，地方上已经不堪其害，现在让他们任钤辖，怎么得了？”终于将宦官撤回了。
治平二年(1065)，升任兵部员外郎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。上书说“：谏议官是君主的耳目，希望他们能发展皇帝的聪明，以防止皇上被蒙骗。从前三院御史经常有二十名，后来被逐渐减少，这是由于执政大臣不想让君主对天下政事的缺失知道得太多。今台阙中丞、御史五个名额，只有三个在编，上奏章十次，大概皇上能见到的有八九封。谏官本来有二名，一名调往别处，一名出使外国。上下阻隔，君主对下情的模糊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。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羞愧。”皇上看到奏章，就命令邵必知谏院。
当时关于皇帝生父濮王的赠号问题，大臣们有不同看法。侍从请求追封濮王为皇伯，中书不同意，吕诲引经据典，据理力争。适逢秋天水灾，吕诲说：“只有陛下的错误行为才会导致水灾的降临。目前只有濮王一事处置不当，所以天降下了对简慢宗庙行为的处罚。”郊庙祭祀之后，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张，连续七次，皇上不采纳。乞求辞去谏官职务，也不被批准。于是弹劾宰相韩琦不忠之罪五条“：仁宗坟上的土还没干，就想让濮王与仁宗并列，使陛下重视生育之恩而对不住养育之恩，尊崇了小宗而贬低了大宗嫡系。言官们研究了几个月，韩琦仍然我行我素，不为改正，朝野上下积愤难平，众口一词地指责他。我希望能够下调地方，以缓解民愤。”又与御史范纯仁、吕大防一起共同弹劾欧阳修“首开异端邪说，蛊惑君主，为了急功近利而背负先帝，使陛下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”。这些弹劾奏章都没有得到上报。不久下诏称濮王为亲，吕诲等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，即封还敕令，在家等待处理，并且说他们要与皇上的左右辅臣势不两立。皇上问执政这是怎么回事，欧阳修回答说：“御史他们以为与我们这些人势难两立，难以共事。如果我们有罪，就请皇上将御史他们留下吧。”皇上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将御史他们贬出，接着又说：“责罚不能太重了。”于是降吕诲的职为工部员外郎、知蕲州。
神宗即位，将吕诲调往晋州，又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河中府。奉召为盐铁副使，提升为天章阁待制，又重新执掌谏院，拜为御史中丞。当初，宫中下令京东买金数万两，又令广东买珍珠，民间传闻这是为宫中十准备的用度。吕诲说“：目前国家繁荣昌盛，陛下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治理整个天下上面了，而对于这些小问题一定没有留神注意，就请皇上停罢了吧。”
王安石当权执政，当时人们都认为国家得到了一个好人才。吕诲则说王安石不懂世事，不能重用，如果重用他，则是不应当的。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，岐王颢应当迁到外邸。皇太后听说后愤怒不已，皇上即下令追究章辟光挑拨离间的罪行。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没有罪。吕诲要求降章辟光的职，王安石不同意，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“：大奸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，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信人，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，实际上内心十分狡诈，陛下却只看到了他有辩才即委之重任，这有欠妥当。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，只会抛开传统，标新立异，欺上瞒下，文过饰非。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，一定是这个人。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国家大政，那将会国无宁日了。章辟光之所以敢于那样做，完全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主使的。章辟光扬言说‘：如果朝廷要重罚我，我就不会放过这二个人。’因为是这样，所以王安石他们才极力为章辟光开脱罪责以救他。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一下那些隐匿的奸人，然后再问一问朝中大臣，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。”在当时，皇上正倚重王安石，所以就没有理睬吕诲所说的话。吕诲请求辞职，皇上对曾公亮说：“如果将吕诲贬出，我恐怕王安石会感到很不安的。”王安石说“：我是全心为国家，陛下如果觉得这样处理是正确的，我怎么能够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呢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”于是皇上将吕诲贬出知邓州。当时是由苏颂掌管起草制敕诏令，曾公亮对他说：“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的时候，王安石还在金陵，吕惠卿也在杭州监酒税，他们怎么能够教唆、主使章辟光呢？”故所下的制敕说吕诲“：完全是以一些小人诋毁之言作依据，散布一些欺君瞒上毫无来由的谣言。”皇上看了诏令后，问苏颂为什么这样写，苏颂即把曾公亮所谈的情况告诉皇上，皇上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时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像吕诲说的那样。
吕诲又想上书言事，司马光劝阻了他。吕诲说：“王安石虽然很有名，但他太固执己见，又轻信奸人的话，喜好别人逢迎他。听他所说的，觉得还可以，一旦付诸实行就不行了。这样的人让他居于宰相之高位，国家必定要遭殃。再说皇上刚即位，对国家治政情况还不是很熟悉；早晚与他谈论议事的，也就只有那么二、三个执政，如果他们都是一些不当的人，那国家就要被败坏了。这是心腹之大患，要解救都唯恐不及，怎么还能够慢慢来呢？”到此时吕诲被逐出朝廷，王安石更加肆无忌惮了。看到这些，司马光才佩服吕诲有先见之明，自认为不如他。
次年，改任知河南，诏令还没下达吕诲就生病卧床不起了。接着提举崇福宫。吕诲因病要求退休，他上表说：“我本没有什么大病，只因医生诊断失误，用错了药，以致现在病蔓延到四肢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，倒没有什么，无奈的是还有一大家族要依赖我。”此后即在家养病，同时在病中他也仍然时刻关心朝政。
吕诲三次居于言官之位，都是因弹劾大臣而被贬出，故此人们都很推崇他，称赞他很耿直。虽然居家养病，他仍然早晚叹息，为国家之事担忧。革职以后，司马光前去探望他，到的时候吕诲已经瞑目了。当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后，吕诲突然坐起，睁开眼睛紧盯着司马光说：“国家的事还是有希望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司马光问道：“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”吕诲说：“没有了。”于是就死了，终年五十八岁。闻知他的死讯后，全国上下都悲痛不已。
元初年，吕大防、范纯仁、刘挚上表称吕诲是个忠臣，于是诏令赠他为通议大夫，任命他的儿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。自从吕诲被贬出后，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都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罢免。
吕诲又上书请求早日确定皇太子，说“：我听朝野官员议论，因为太子还未选定，屡次有人秘密上书推荐宗族之人。希望陛下能采纳忠言，拿出决心来，以防止内乱。又听太史说，彗星经过心宿的区域，请您防备西夏。根据《天文志》，心星代表天子，它前方的星表示太子，方位直则意味着太子大势不好，明亮则说明吉祥。目前星座既直又暗，而象征妖邪的彗星又趁虚侵入，我恐怕不仅说明西北有战祸。从夏到秋，雨水过量，地震频仍，各方面阴气旺盛的灾祸征兆，这说明情况是互相吻合的。近来宗族之中，一些谣言被揭露的事流传四方，人们又怕又迷惑。对于密谋夺取皇太子位的，岂能不防止吗？希望为了国家，为了政权，谨慎地选择一位亲族中的贤人，顺应天意，立为太子，并使天下人都知道。万一有奸臣在其中捣鬼，表面上忠厚老实，借故推迟您的决断，为害就大了，您不可不多加警惕啊。”仁宗将吕诲的奏章交给中书韩琦，决定了这件事。
又被召回任侍御史，改任同知谏院。英宗重病垂危，吕诲请皇太后每天命令大臣一名，同淮阳王一起亲自监督送药品、食物。都知任守忠掌权已久，英宗当皇帝不是他的本意，几次离间皇帝、太后的关系，造谣生事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吕诲上书两宫，申明大义，措词深切，多半都是别人不好说的。皇帝病情好转，几次请求亲自执政。太后还权于他后，吕诲上书皇帝说：“太后辅佐先帝多少年了，经历的天下事多着呢。凡遇到大事，还是应当向太后请示求教后才做，以表示不敢专断。”于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恶，把守忠及其同党史昭锡一并放逐到了南方。宦官王昭明等任陕西四路兵马钤辖，专门管理对外战事。吕诲说：“从唐朝以来，打败仗的从来都是任用宦官监军的。这班奴才平时官品极低，地方上已经不堪其害，现在让他们任钤辖，怎么得了？”终于将宦官撤回了。
治平二年(1065)，升任兵部员外郎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。上书说“：谏议官是君主的耳目，希望他们能发展皇帝的聪明，以防止皇上被蒙骗。从前三院御史经常有二十名，后来被逐渐减少，这是由于执政大臣不想让君主对天下政事的缺失知道得太多。今台阙中丞、御史五个名额，只有三个在编，上奏章十次，大概皇上能见到的有八九封。谏官本来有二名，一名调往别处，一名出使外国。上下阻隔，君主对下情的模糊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。我私下里为陛下感到羞愧。”皇上看到奏章，就命令邵必知谏院。
当时关于皇帝生父濮王的赠号问题，大臣们有不同看法。侍从请求追封濮王为皇伯，中书不同意，吕诲引经据典，据理力争。适逢秋天水灾，吕诲说：“只有陛下的错误行为才会导致水灾的降临。目前只有濮王一事处置不当，所以天降下了对简慢宗庙行为的处罚。”郊庙祭祀之后，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张，连续七次，皇上不采纳。乞求辞去谏官职务，也不被批准。于是弹劾宰相韩琦不忠之罪五条“：仁宗坟上的土还没干，就想让濮王与仁宗并列，使陛下重视生育之恩而对不住养育之恩，尊崇了小宗而贬低了大宗嫡系。言官们研究了几个月，韩琦仍然我行我素，不为改正，朝野上下积愤难平，众口一词地指责他。我希望能够下调地方，以缓解民愤。”又与御史范纯仁、吕大防一起共同弹劾欧阳修“首开异端邪说，蛊惑君主，为了急功近利而背负先帝，使陛下采取了一些过分的举动”。这些弹劾奏章都没有得到上报。不久下诏称濮王为亲，吕诲等人知道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，即封还敕令，在家等待处理，并且说他们要与皇上的左右辅臣势不两立。皇上问执政这是怎么回事，欧阳修回答说：“御史他们以为与我们这些人势难两立，难以共事。如果我们有罪，就请皇上将御史他们留下吧。”皇上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将御史他们贬出，接着又说：“责罚不能太重了。”于是降吕诲的职为工部员外郎、知蕲州。
神宗即位，将吕诲调往晋州，又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河中府。奉召为盐铁副使，提升为天章阁待制，又重新执掌谏院，拜为御史中丞。当初，宫中下令京东买金数万两，又令广东买珍珠，民间传闻这是为宫中十准备的用度。吕诲说“：目前国家繁荣昌盛，陛下所有聪明才智都用在治理整个天下上面了，而对于这些小问题一定没有留神注意，就请皇上停罢了吧。”
王安石当权执政，当时人们都认为国家得到了一个好人才。吕诲则说王安石不懂世事，不能重用，如果重用他，则是不应当的。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，岐王颢应当迁到外邸。皇太后听说后愤怒不已，皇上即下令追究章辟光挑拨离间的罪行。王安石认为章辟光没有罪。吕诲要求降章辟光的职，王安石不同意，于是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“：大奸之人总要装作是忠臣，大佞之人总要把自己扮成信人，王安石外表在人们看来很朴实，实际上内心十分狡诈，陛下却只看到了他有辩才即委之重任，这有欠妥当。王安石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雄才大略，只会抛开传统，标新立异，欺上瞒下，文过饰非。将来贻误天下苍生的，一定是这个人。如果让他长久掌管国家大政，那将会国无宁日了。章辟光之所以敢于那样做，完全是王安石和吕惠卿在背后主使的。章辟光扬言说‘：如果朝廷要重罚我，我就不会放过这二个人。’因为是这样，所以王安石他们才极力为章辟光开脱罪责以救他。希望陛下仔细考察一下那些隐匿的奸人，然后再问一问朝中大臣，就会知道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的。”在当时，皇上正倚重王安石，所以就没有理睬吕诲所说的话。吕诲请求辞职，皇上对曾公亮说：“如果将吕诲贬出，我恐怕王安石会感到很不安的。”王安石说“：我是全心为国家，陛下如果觉得这样处理是正确的，我怎么能够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呢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”于是皇上将吕诲贬出知邓州。当时是由苏颂掌管起草制敕诏令，曾公亮对他说：“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的时候，王安石还在金陵，吕惠卿也在杭州监酒税，他们怎么能够教唆、主使章辟光呢？”故所下的制敕说吕诲“：完全是以一些小人诋毁之言作依据，散布一些欺君瞒上毫无来由的谣言。”皇上看了诏令后，问苏颂为什么这样写，苏颂即把曾公亮所谈的情况告诉皇上，皇上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时所说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像吕诲说的那样。
吕诲又想上书言事，司马光劝阻了他。吕诲说：“王安石虽然很有名，但他太固执己见，又轻信奸人的话，喜好别人逢迎他。听他所说的，觉得还可以，一旦付诸实行就不行了。这样的人让他居于宰相之高位，国家必定要遭殃。再说皇上刚即位，对国家治政情况还不是很熟悉；早晚与他谈论议事的，也就只有那么二、三个执政，如果他们都是一些不当的人，那国家就要被败坏了。这是心腹之大患，要解救都唯恐不及，怎么还能够慢慢来呢？”到此时吕诲被逐出朝廷，王安石更加肆无忌惮了。看到这些，司马光才佩服吕诲有先见之明，自认为不如他。
次年，改任知河南，诏令还没下达吕诲就生病卧床不起了。接着提举崇福宫。吕诲因病要求退休，他上表说：“我本没有什么大病，只因医生诊断失误，用错了药，以致现在病蔓延到四肢。如果只是我一个人，倒没有什么，无奈的是还有一大家族要依赖我。”此后即在家养病，同时在病中他也仍然时刻关心朝政。
吕诲三次居于言官之位，都是因弹劾大臣而被贬出，故此人们都很推崇他，称赞他很耿直。虽然居家养病，他仍然早晚叹息，为国家之事担忧。革职以后，司马光前去探望他，到的时候吕诲已经瞑目了。当听到司马光的哭声后，吕诲突然坐起，睁开眼睛紧盯着司马光说：“国家的事还是有希望的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司马光问道：“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”吕诲说：“没有了。”于是就死了，终年五十八岁。闻知他的死讯后，全国上下都悲痛不已。
元初年，吕大防、范纯仁、刘挚上表称吕诲是个忠臣，于是诏令赠他为通议大夫，任命他的儿子由庚为太常寺太祝。自从吕诲被贬出后，御史刘述、刘琦、钱都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罢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