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谢民师推官书
《答谢民师推官书》出自古文观止。其诗文如下：
【前言】
答谢民师推官书是苏轼的一篇文章，苏轼（1037～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北宋眉山人。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。他学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在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。他的书法与蔡襄、黄庭坚、米芾合称“宋四家”；善画竹木怪石，其画论，书论也有卓见。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，散文与欧阳修齐名；诗歌与黄庭坚齐名；他的词气势磅礴，风格豪放，一改词的婉约，与南宋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，共为豪放派词人。
【原文】
近奉违，亟辱问讯，具审起居佳胜，感慰深矣！某受性刚简，学迂材下，坐废累年，不敢复齿缙绅。自还海北，见平生亲旧，惘然如隔世人，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，而敢求交乎？数赐见临，倾盖如故，幸甚过望，不可言也。
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，观之熟矣。大略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。孔子曰：“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又曰：“辞，达而已矣。”夫言止于达意，即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系风捕影，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，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；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！是之谓辞达。辞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
扬雄好为艰深之辞，以文浅易之说，若正言之，则人人知之矣，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。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皆是类也，而独悔于赋，何哉？终身雕篆，而独变其音节，便谓之经，可乎？屈原作《离骚经》，盖风雅之再变者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？使贾谊见孔子，升堂有余矣；而乃以赋鄙之，至与司马相如同科。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，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，因论文偶及之耳。
欧阳文忠公言，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，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。纷纷多言，岂能有益于左右，愧悚不已。
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，轼本不善作大字，强作终不佳，又舟中局迫难写，未能如教。然轼方过临江，当往游焉。或僧有所欲记录，当为作数句留院中，慰左右念亲之意。今日至峡山寺，少留即去。愈远，惟万万以时自爱。
【注释】
谢民师：名举廉，新淦(今江西省新淦县)人，元丰八年(1085)中进士第，工诗，有《蓝溪集》。
奉：敬词。违：离开。“奉违”，指别离。
受性：生性，禀赋。刚简：刚直简慢，言为人戆直，不谙世故，懒于应酬。迂：迂阔，不切实际。
海北：大海以北。惘然：精神恍惚的样子。
左右：对人的尊称。
雅：平素。
盖：车篷。
倾盖如故：谓初次见面交谈，就像老友一样。
书教：指来信。‘教’是对人来信的尊称。
初无：从来没有，并没有。
质：形体。
文理：文章的条理。
文：文采。
达：表达清楚。
系风捕影：比喻事情难以做到。
【翻译】
苏轼启：最近分别后，多次承蒙来信问询，详细了解了你的日常生活很好，深感安慰。我生性刚直（待人）简慢，学识迂腐才智低下，因被贬而废置多年，不敢再与官宦们并列。自从渡海北归，会见平生的亲戚故友，惘然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，何况与你过去没有一天的交情，怎么敢希求结交呢？几次蒙你亲自见临，一见如故，喜出望外，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。
你给我看的公事文件和诗赋杂文，都看熟了。他们大都像行云流水，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，而常常起于所当起的地方，常常停于所不可不停的地方，文理自然，姿态富于变化。孔子说：“语言如果没有文采，流播不会很远。”又说：“文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。”既然说能达意就够了，就怀疑好像不用讲究文采，这是很不对的。探求事物的奥妙，就象系风捕影，能够在心里清楚地了解所写事物的人，大概千万人中遇不到一个，何况能够口说和手写都表达得清楚明白的人呢？这就是所说的辞达。辞到了能够达意，那么文采就不可多用了。
扬雄好用艰深的辞wWw.7gushi.com句，来装饰肤浅简单的道理，如果（把这样的道理）直接说出来，那么就人人都知道他的肤浅了。这正是他所说的“雕虫篆刻”。他的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都属于这一类。可是（扬雄）只悔恨曾经作赋，为什么呢？！他一生雕琢字句只变更了写赋的音节，便称之为“经”，可以吗？屈原作《离骚》，是《风》、《雅》的再次衍变，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；能够因为它像赋而说是雕虫吗？假使能让贾谊见孔子，（孔子会评论贾谊的道德学问）“升堂” 有余（可以“入室”）了。而扬雄因为贾谊写过赋就轻视他，竟将之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，扬雄这类见识浅陋的事例很多。这只能与那些有识的人讲，很难和一般人说明的。这是谈论文章偶尔谈及罢了。
欧阳文忠公说：文章就象精金美玉，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价格，不是什么人用嘴巴能够定贵贱的。拉拉杂杂说了那么多，怎么能有益于你呢，惭愧惶恐得很。
你所要我给惠力寺法雨堂写几个字，我本来就不善于写大字，勉强写也终究写不好；并且在船上狭窄难以书写，未能按你的嘱咐办。然而我正要经过临江，定当前去游览，或许僧人要让我写录些什么，我会写几句留在院中，来安慰你的思亲之意。今天已到峡山寺，稍稍停留就离开了，越来越远了。只望你千万时时爱护自己身体，不再赘述！
【鉴赏】
元符三年（1100）五月，苏轼由儋州内调，九月过广州。谢民师以诗文求教，二人相处甚洽。本文是作者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。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，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：一是要“文”，“言之不文，则行而不远”；二是要“达”，“辞至于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”。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，这就是“使物了然于心”、“了然于口与手”。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，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，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就会“文理自然”。批评了扬雄“好为艰深之辞”、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。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