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惜红罗裂 何论轻贱躯！男儿爱后妇 女子重前夫

“不惜红罗裂，何论轻贱躯！男儿爱后妇，女子重前夫”出自汉朝诗人辛延年的作品《羽林郎昔有霍家奴》,其古诗全文如下：
昔有霍家奴，姓冯名子都。依倚将军势，调笑酒家胡。
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独当垆。长裾连理带，广袖合欢襦。
头上蓝田玉，耳后大秦珠。两鬟何窈窕，一世良所无。
一鬟五百万，两鬟千万余。不意金吾子，娉婷过我庐。
银鞍何煜爚，翠盖空踟蹰。就我求清酒，丝绳提玉壶。
就我求珍肴，金盘脍鲤鱼。贻我青铜镜，结我红罗裾。
不惜红罗裂，何论轻贱躯！男儿爱后妇，女子重前夫。
人生有新故，贵贱不相逾。多谢金吾子，私爱徒区区。
【注释】
娉婷：形容女子姿态美。庐：房舍。
煜爚：光辉灿烂，光耀。
翠盖：饰以翠羽的车盖。空：这里是等待、停留的意思。踟蹰：徘徊不进的样子。
珍肴：美味佳肴。
脍：细切的肉。
贻：赠送。
红罗：红色的轻软丝织品。多用以制作妇女衣裙。
裂：古人从织机上把满一匹的布帛裁剪下来叫“裂”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裁也。”
逾：超越。
谢：感谢，这里含有“谢绝”的意思。金吾子：执金吾，是汉代掌管京师治安的禁卫军长官。这里指调戏女主人公的豪奴。
私爱：单相思。徒：白白地。区区：指拳拳之心，恳挚之意。
【翻译】
当年，有个霍将军的门人冯子都，曾经依仗将军的势力，调笑当垆卖酒的胡姬。这位胡姬，当年只十五岁，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独自在门前卖酒。胡姬什么样子呢？那容貌自不必说，那服饰也别具匠心——她系着长长的丝绦，穿着大袖合欢衫；头上戴着蓝田美玉的饰物，耳上戴着大秦宝珠做的耳环；那发髻更是戴着无数珠宝，世上罕有，一只发髻上戴的珠宝就值五百万钱，两个发髻就价值千万多钱。没料到胡姬的美丽招来了冯子都这个花花公子，他娉娉婷婷地来到了胡姬的酒坊，看那白马银鞍多么气派光华，那车盖簪缨多么华丽眩目。他先是要酒喝，胡姬提着玉壶送上了清酒；他再要佳肴，胡姬用金盘捧出鲤鱼鲙来待客。没想到这小子本意不在喝酒吃饭，却拿出面青铜宝镜赠给胡姬www.7gushi.com，还不顾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嫌疑给她系在红罗带上。胡姬翻了脸，当场扯断红罗带，将铜镜还回，正言道：“男人总是心爱新妇，而女子却永远最看重前夫；人生就是这样，相遇得有早有晚，人有新有故；我对我的故人不会因为富贵还是贫贱而负他——多谢您的好意，但是，你爱我也是白爱了！”
【赏析】
经过这段风光旖旎的描写之后，诗人笔锋一转，改写第一人称手法，让女主人公直接控诉豪奴调戏妇女的无耻行径。“不意”承上启下，意味着情节的突转，不测风云的降临。西汉冯子都不曾作过执金吾，东汉窦景是执金吾，但不属于“家奴”，故此处称豪奴为“金吾子”，是语含讽意的“敬称”。“娉婷”句指豪奴为调戏胡姬而作出婉容和色的样子前来酒店拜访，他派头十足，驾着车马而来，银色的马鞍光彩闪耀，车盖上饰有翠羽的马车停留在酒店门前，徘徊地等着他。他一进酒店，便径直走近胡姬，向她要上等美酒，胡姬便提着丝绳系的玉壶来给他斟酒；一会儿他又走近胡姬向她要上品菜肴，胡姬便用讲究的金盘盛了鲤鱼肉片送给他。恶奴要酒要菜，是为大摆排场阔气；而两次走近（“说”即近意），则已露动机不纯的端倪。在他酒酣菜饱之后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火，渐渐轻薄起来，公然对胡姬调戏：他赠胡姬一面青铜镜，又送上一件红罗衣要与胡姬欢好。今人对“结”字有多解：或解为“系”，把青铜镜系在胡姬的红罗衣上；或解作“拉拉扯扯”；俞平伯解为“要结之结，结绸缪、结同凡之结”（意思是结下男女结合的关系和缠绵的恋情）。分析诗中的句法及上下文情理，俞平伯的说法更为贴切。以上十句是第三层：写豪奴对胡姬的垂涎和调戏。
最后八句写胡姬柔中有刚、义不容辱的严辞拒绝。胡姬面对倚权仗势的豪奴调戏，既不怯懦，也不急躁，而是有理有节，以柔克刚。她首先从容地说道：“君不惜裁下红罗前来结好，妾何能计较这轻微低贱之躯呢！”仿佛将要一口答应，实际上是欲抑先扬，欲擒故纵。下文随即转折：“但是，你们男人总是喜新厌旧，爱娶新妇；而我们女子却是看重旧情，忠于前夫的。”这与《陌上桑》中“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”如出一辙，只是语气稍委婉而已。其实，十五岁的胡姬未必真有丈夫，她之所以暗示自己“重前夫”，也和罗敷一样，一是表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念，更主要的则是权借礼法规范作为抗暴的武器。“人生有新故，贵贱不相逾。”语气较上婉而弥厉：“既然女子在人生中坚持从一而终，决不以新易故，又岂能弃贱攀贵而超越门第等级呢！”语意绵里藏针，有理有节。言外之意，如同左思《咏史八首》其六：“贵者虽自贵，视之若埃尘；贱者虽自贱，重之若千钧。”表现了胡姬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风棱厉节，显得义正言辞。“多谢”，一语双关，表面是感谢，骨子却含“谢绝”。这里的结束语更耐人寻味：“我非常感谢官人您这番好意，让您白白地为我付出这般殷勤厚爱的单相思，真是对不起！”态度坚决而辞气和婉，语含嘲讽而不失礼貌。弄得这位不可一世的“金吾子”，除了哭笑不得的尴尬窘态和狼狈而逃的可耻下场，再也没有其它别的办法。这里也给读者留下了“言尽意不尽”的想象余地。
这首诗在立意、结构和描写手法上，与《陌上桑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写女子之美，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；写反抗强暴，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；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。但《陌上桑》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，虚处着笔；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。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，主要通过人物语言，用第三者的叙述；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，则是一连串人物动作，即“过我”、“就我”、“贻我”、“结我”，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。太守用语言调戏，豪奴用动作调戏，各自符合具体身份。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，所谓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；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，贵贱不逾，辞婉意严，所谓“绵里藏针”、“以柔克刚”。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“专城居”的贵妇人；而胡姬在“金吾子”眼中始终都是“当垆”的“酒家胡”。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：“家奴”本不过是条看家狗，却混充高贵的“金吾子”招谣撞骗，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；而“酒家胡”虽然地位低贱，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，在“高贵者”面前又凛然坚持“贵贱不相逾”，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。于是，尊者之卑，卑者之尊，“高贵”与“卑贱”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，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