咏史·历览前贤国与家
《咏史·历览前贤国与家》作者为唐朝诗人李商隐。其古诗全文如下:
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。
何须琥珀方为枕,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运去不逢青海马,力穷难拔蜀山蛇。
几人曾预南薰曲,终古苍梧哭翠华。
【前言】
《咏史》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。这首诗的首联回顾以往的朝代,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,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。颔联提出一个王朝的兴衰,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颈联推进一步,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是国运和国力,这是此诗的主旨。尾联是对唐文宗的哀悼,抒发了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。
【注释】
⑴“历览”二句:《韩非子·十过》:“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,穆公问之曰:‘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?’由余对曰:‘臣尝得闻之矣:常以俭得之,以奢失之。”历览,遍览,逐一地看。奢,享受。
⑵“何须”句:琥珀,松柏树脂之化石,有淡黄、褐、红褐诸种颜色,透明,质优者可作饰物。以琥珀作枕称琥珀枕。与下句“真珠车”皆借以喻唐文宗父兄穆宗、敬宗之奢侈。“何须”,与下文“岂得”言文宗勤俭不奢。
⑶“岂得”句:真珠车,以真珠照乘之车。真珠,即珍珠。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载:“梁王自夸有十枚径寸之珠,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。”
⑷运去:指唐朝国运衰微。青海马:龙马,以喻贤臣。《隋书·吐谷浑传》:“青海中有小山,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,言得龙种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,放入海,因生骢驹,能日行千里,故时称青海聪马。”按亦称青海龙孙。
⑸蜀山蛇:据《蜀王本纪》载:秦献美女于蜀王,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。还至梓潼,见一大蛇人山穴中,五丁共引之,山崩,五丁皆化为石。刘向《灾异WWw.7gushi.com封事》:“去佞则如拔山。”此以喻宦官佞臣。
⑹预:与,意指听到。南薰曲:即《南风》。相传舜曾弹五弦琴,歌《南风》之诗而天下大治。其词曰:“南风之燕兮,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”
⑺苍梧:即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,传为舜埋葬之地。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。翠华:以翠羽为饰之族,皇帝仪仗。舜逝于苍梧之野,故云“哭”,此以舜比文宗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:“建翠华之旗,树灵笼之鼓。”李善注:“翠华,以翠羽为葆也。”
【翻译】
纵览历史,凡是贤明的国家,成功源于勤俭,衰败起于奢华。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,为什么那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?想要远行,却没遇见千里马,力单势孤,难以拔动蜀山猛蛇。有几人曾听过舜帝的南风歌?只有在苍梧对翠华盖哭泣份儿。
【赏析】
诗的首联,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,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,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。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,不像诗。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,是说:像文宗那样勤俭,应该使国家兴盛的,怎么反而破败呢?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,是抒情而不是议论。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。
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。这种议论,有道理但并不全面,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,但不是惟一的经验;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。一个王朝的兴衰,自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然而,事实上,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,反而越搞越糟。这中间的道理,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,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,所以,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,归之于运命。
颈联推进一步,但也可以说是转折,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,其实是国运和国力,一旦运去,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,而只能遗恨终生。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。诗人虽然说不清“运”究竟是什么,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(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),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,而且在他看来,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,难以挽回了。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,却是敏感的、深刻的,不但可以说明唐代,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。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,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。李昂节俭,史有明文;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,也载于史册。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。继续引申,则“青海马”是喻贤才,“蜀山蛇”是喻宦官,也表现出来了,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。
尾联承上而下,由理而情,由情造境,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。文宗好诗,夏日念柳公权诗“薰风自南来,殿阁生微凉”,称为“辞清意足,不可多得”。张采田《会笺》称文宗“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,制《云韶法曲》、《霓裳羽衣曲》。义山开成二年登第,恩赐诗题《霓裳羽衣曲》。故结语假事寓悲,沉痛异常”。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,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,“终古”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。这里,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,不是讥讽、挖苦,而是感慨、叹息,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。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,一个王朝的兴衰,有其更复杂、更本质的原因所在。
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,但文宗在位期间,作风勤俭,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,却一事无成,最终在“受制于家奴”的哀叹声中死去。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,诗人已隐约感觉到“运去”、“力穷”,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,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,也难以挽回了。文宗在位时,商隐对于他的闇弱,颇多讥评;而于其身后,则又加以哀惋。无论讥评还是哀惋,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。
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,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,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。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,就个体来说是性格、遭遇使然;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,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。“运逢末世”,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,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,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。